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官网上公布的被调查处理的官员就有近700人，省部级及其以上高官就有50多人，落马高官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7人，占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数376人中的2%，远高于全国党员年平均受处分数的0.15——0.17%。
6月30日这一天，就有4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作为腐败“重灾区”的山西省，三创一天打两虎的全国纪录，先后有7名省级高官被查处，其中现任省委常委就有4人。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使一年多的“打老虎”斗争达到高潮。
这50多名落马高官，既没有一个笨蛋，也没有一个不努力，不少人甚至堪称能吏、干将。但是为什么却都倒在了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下。
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十八大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和董瑛的新著——《苏共亡党之谜》。我用厚厚一本书，揭示了“苏联模式”导致苏共亡党的两个根本性原因：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二是从上到下层层任命干部的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这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两个根本性原因!
这两个根本性原因，导致三大定律：一是“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莫来;二是“赵高指鹿为马”定律，不依附我者休提;三是“买路钱”定律，不给好处者无望!
这三大定律催生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们一些地方和单位选人用人上的“四大现象”，即：想干事的人，通常不想让你干事;能干事的人，一般不能让你干事;会干事的人，大多不会让你干事!于是，就形成了往往能干成事的人，常常容易出事!
2013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志军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7月，法院作出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0多年前，刘志军从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务段一名养路工做起，一步一个台阶，一直干到铁路界的最高长官——铁道部长。
以刘志军主抓的高铁为例，据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报道：中国现已拥有占世界总里程50%的高铁网络，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运营数据库。不但成功的实现了新技术的引进，而且成功的实现了新技术的改进和出口。中国高铁今年海外订单就超过千亿元。有数据显示，国外建设高铁每公里成本为0.5亿美元，中国只有0.33亿美元，相差1/3。综合土建和车辆两个方面成本，中国高铁造价只有国外造价的1/3-1/2。这些都成为中国高铁实现出口的必要助力和推手。
仅此一例，也可看出，刘志军的能力不可谓不突出，其政绩不可谓不优异。
然而，同样是这个刘志军，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为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为丁羽心及其与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提供帮助，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刘志军之前的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15年前，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74岁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2012年11月，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
刘志军之后的周永康——原政治局常委，47年前即从大庆油田673厂地质队的一名实习员、技术员干起，直至升任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国级领导人。在其不断提拔的过程中，其“两面人”不断圆熟，其腐败也在不断加剧!
刘志军这类能吏、干将，在已经查处、正在查处或还未查处中，人数并不算少，且很有才干，也很勤奋，但为何最后却殊途同归？
他们的自身素质当然有问题，但是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则更有问题!前者是个人问题的主观原因，后者是制度问题的客观原因!
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刘志军等人由下层一步一步升迁到高层，又游刃有余地成为 “两面人”。在他们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到哪儿去了？培养考察到哪儿去了？管理监督到哪儿去了？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坏人，我们各级组织和领导都尽可释然!可是，他们一开始却是一个好人!在他们由普通人成长为部长、董事长、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成效不少，好评不少，政绩也不少!因此，以我三十多年自觉研究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落马，可以判定，其一，其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不强是其重要的主观原因;其二，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则是其更重要的客观原因!
2014年7月29日，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病去世，享年81岁。同是这一天，中央宣布周永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担任十年省纪委书记的杨敏之作过这样的反思：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腐败说到底是权力出了事故。权力为什么会出事故？已经位高权重的人为什么还会出事故？为什么高官会连续不断地前腐后继？
因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的倾向于腐败!而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就是一个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的“过分集中”且十分落后的绝对权力;而苏联模式的选人用人体制，就是一个只会向权力负责，很难向权利负责，不科学且十分落后的“逆淘汰”用人体制!
几年前，我应媒体人罗昌平之请，为他的《高官腐败录》一书作序时指出：“一两个高官出事，应该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三五个高官出事，或许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十来个高官出事，可能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几十个高官出事，大约是监督体制出了问题;上百个高官出事，肯定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
据此，只有坚决改革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语)，依靠制度的力量，才能有效的保证那些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并能干成事的人，在干成事的过程中不出事!如此，我们既能避免那些有才干又勤奋的能吏、干将，在干成事的过程中走向自己的反面，又能走出困惑我们多年“越演越烈” (习近平语)的反腐困境。
以依法治国为主旨的四中全会，或将在制度反腐、尽快设立政改特区上，给我们以回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