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钟安，1947年12月生，福建福安人。1983年8月任宁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8年6月任柘荣县委书记，其后任宁德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巡视员。
采 访 组：田玉珏 李政 路也
采访日期：2017年8月29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老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时，您是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请您谈谈他到任的情况。
钟安：习书记到宁德赴任地委书记那一天，是地委副书记林爱国带着我来福州接的他。上午从宁德出发，下午在福州西湖宾馆接到了习书记。见到习书记，我们很高兴，习书记亲切地和我们握手，简单交谈后就一起上车前往宁德，傍晚到达闽东宾馆，地委有关领导在宾馆迎接。初次见到习书记，我们都觉得他和蔼而又稳重。
采访组：您在之后的工作中和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接触？
钟安：习书记到宁德之后一个多月，我就到柘荣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柘荣县是宁德地区一个山区小县，1945年10月1日建县。解放后曾两次撤县，又两次复县，因此造成柘荣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都比较薄弱，到1987年全县工农业产值才8000多万元，财政收入276万元。1987年这一年，柘荣县还发生了闻名全省的工艺鞋帽厂的经济案件，受贿人员涉及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和有关局长，搞得党员干部思想比较乱。与此同时，柘荣县的工业企业效益不好，还有路边店的卖淫嫖娼等情况，引起省领导乃至省委书记的关注。
我到柘荣县工作不久，习书记就到县里检查工作。他不但听取了县里的工作汇报，而且深入工厂和基层了解情况。柘荣当时本来就没有多少企业，而几个大一点的企业效益又不好，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习书记察看濒临停产的敷铜板厂时，要求我们县里面一定要想方设法采取措施，“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理解习书记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原因的。那时候全国正在搞三年治理整顿，就是从1988年开始，针对之前全国出现的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进行宏观上的调控。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要对现有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原计划的大项目更不敢上了。当时干部群众有一些议论，认为宁德地区地处福建沿海，以往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赶上经济大发展的“班车”，现在想上项目又碰上政策“收”了，因此有些人感叹生不逢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书记提出这样一个创见：治理整顿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央提出治理整顿，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纠正盲目发展，要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平衡，而不是急于求成，什么都干。所以，他在敷铜板厂提出“死马当作活马医”，使我们领悟到，像柘荣这样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治理整顿的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找出企业效益不好的原因，逐个分析，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地大砍大削。
习书记一席话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对柘荣来说，治理整顿确实就是新的机遇。从实际来看，我们柘荣这个山区小县没有几家企业，如果大部分砍掉，拿什么来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呢？“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是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企业发展的前景和优势，结合国家的需要做适当调整，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发展果然有了起色。
采访组：在您任上，习近平同志对柘荣县发展还做出了哪些具体指导？
钟安：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地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习书记专门找我个别交谈。他对我说，柘荣县有三个问题在全省影响较大：一是出了一个受贿案，全省知名，北京话叫“九城闻名”；二是工业发展速度快，但经济效益低；三是路边店卖淫。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抓住这三件事，即廉政建设、经济效益、社会风气，就抓住关键、抓住要害了，而且要一抓到底，使之实实在在地转变，改变人们对柘荣的印象。
我当时刚到柘荣不久，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应该如何开展时，习书记的这些话就像指路明灯，让我豁然开朗。我当即就表示，一定坚决贯彻习书记的指示，把柘荣的各项工作做好。为此，县里先后召开县委全委扩大会和有关的专题会议，传达贯彻习书记的讲话精神，统一全县干部的思想，认真抓好落实。
一是在廉政建设方面，以受贿案为反面教材，在全县开展了廉政教育月活动。根据地委统一部署，抓了有私房住公房又出租私房的清理工作。同时，我们又开展了“两为”活动，即党组织为党员送温暖，党员为群众办实事，在群众中受到好评。
二是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组织县里面的力量对敷铜板厂等企业进行整顿，帮助它们找问题、补短板，逐步走出困境。还不失时机地上了一些投资省、见效快、销路好、原材料有保证的项目。另一方面，我们在城关搞了乡镇企业园区，各个乡镇都可以到城关来办企业，这样就解决了一些企业由于办在偏僻乡下，因缺电、缺水、缺技术人员和缺原材料等造成经济效益低的情况，形成了良好的办企业环境，效益也得到显著提升。
三是在改善社会风气方面，重点整治路边店卖淫嫖娼问题。104国道途经柘荣段，海拔高一点，比较偏僻，经常有货车司机等到此进行嫖宿活动。因为大部分作案的都是外地人，依法对他们进行罚款以后，他们就走了，下次来了，又只是罚点钱了事。这次我们加了一个“损招”，就是不但要罚款，而且还要通知这些人的所在单位和家人，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还要求单位或家人来把人领回去。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我们就这样集中整治了不到一年时间，收到了明显效果，几次突击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989年7月21日，地委行署在柘荣县召开现场办公会，习书记对柘荣县1989年上半年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柘荣县上半年以来，一是党建工作抓得不错，二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比较明确，上半年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9%，是全区最高的，当时全省增长是16%，全地区只有13%，而且这个较高的增速是在效益有所提高的前提下产生的，意义就更大了。财政收入方面增幅较大，达到37.8%。习书记在会上还讲到，柘荣的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特别是对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集中治理，狠抓不放，抓得一些人“身败名裂”，使得他们不敢再来柘荣作案。习书记说：“前次我到省里开会，陈光毅同志还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你们别再讲这个问题了，柘荣现在已经大有好转。我把具体情况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之后，他也肯定柘荣抓出了效果，表示适当的时候为柘荣正一点名。看来你们对地委行署的一系列会议精神、工作部署都落实得比较好。”
习书记还说，柘荣发展工业的经验对于我们闽东发展之路是有所启发的，闽东地区怎么起飞赶上全省平均水平，我这里提出一个“柘荣现象”，可以说柘荣是闽东的缩影，闽东所有的不利条件柘荣都存在，基础薄弱、原料短缺、人才不足，但工业产值还是上来了，人均达到1000元，工农业产值人均1425元。如果全区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工业产值就会达到27亿，工农业产值就可以达到40个亿，就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就不低于龙岩、莆田，咱们地区就有希望了。
习书记的这番话，不仅是对柘荣工作的肯定、对全县干部群众的极大鼓励，更是对闽东振兴的一种坚定信心和殷切期望。从那以后，柘荣全县干部群众按照习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勇前进。到199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848万元，财政收入2308万元。柘荣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习书记提出的“治理整顿是新的机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采访组：工作之外，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
钟安：我先讲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习书记利用午餐时间接待天南地北的朋友。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了两年，就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后来升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大约是1996年的一天，我和夫人到福州办事，办完事后我给习书记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到福州本来想去看看习书记，但他肯定很忙，就请秘书代问候一下。习书记的秘书说，书记现在正在开会，问候一定转达。结果没多久，他的秘书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习书记已经安排午餐期间见我们，让我们快12点的时候到福州市的于山宾馆见面。中午我们到了约定地点以后，发现已经有来自天南海北的十几位客人，聚在一张大圆桌上。习书记和客人们一边用餐一边交谈。我知道，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在百忙之中抽出午饭的时间跟我们这些人集中聚在一起，和大家叙过往，谈公务，可谓是边用餐边办公。这一幕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一直不能忘怀，习书记对昔日下属的礼遇以及对工作的敬业态度都令我感动不已。
他准备从福建到浙江上任的时候，我听说了，就给他的秘书打电话。我说省长要调走了，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再见他一面。没想到习书记真的安排在省政府的小会议室里和我见面，聊了一会，说了很多关心和鼓励的话。2010年9月4日，习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来福建考察调研。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接到通知，说当晚习副主席会安排接见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吃完晚饭就到省政府门前坐车，到宾馆小会议室等他。不久他就和彭老师以及时任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一起来到会议室。习副主席带着孙书记和彭老师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一一握手，逐一向他们介绍，该同志叫什么名字，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习书记已经离开宁德20多年了，却还把我们放在心上，实在是太感动了。介绍完之后，习书记跟彭老师坐下来和我们交谈，回忆着在宁德的一些情况，讲的时间很长，我们都感到很愉快。
20多年的岁月匆匆流过。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习书记的热情与真诚，是他对大家发自内心的关怀和温暖。